香港街頭“開盲盒”：帶你走訪年入百萬的小販攤主香港新聞網4月6日電 （記者 張明臻）在香港一些街道上，常能看到五顏六色的模塊化迷你小店鋪。在這些小盒子裡，有清晨就出攤賣水果的六七十歲老夫妻、有中午才來開門賣衣服的中年阿姨、也有下午才來開鋪修電器的爺爺、還有臨近夜晚放著老CD音樂慢慢收攤的大哥。 疫後大力發展旅遊經濟，小攤經濟再被提出 疫後人們消費模式改變，香港加大力度發展旅遊經濟，當中，“小攤經濟”再被提出；所涉及問題除了經濟外，也關乎城市文化。 不少人認為，香港城市規劃的獨特之處恰恰在於城市化和煙火氣的結合。當你走在高樓林立的街道上，可能再多走一個路口，就是規劃有序的小攤街市。 九龍人流暢旺的“翻新版”廟街、女人街；港島長達160多年曆史的嘉鹹街市、利源東街和西街等，這些秩序有素的小攤販整齊排列在香港城市的街頭巷尾。
記者穿梭在這些小攤檔中，觀察到攤主基本都是50歲以上長者，70歲更是不少。灣仔的機利臣街，賣花、賣衣服、賣水果的小攤種類齊全。 當中，永誠水電淩師傅對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記者介紹，自己1975年就開始擺攤，最早做修理電視機，現在主要修電器。他說生意能負擔得起租金，但也沒有之前那麼好。政府每天早上10點都會來查牌，租下這個攤位每月2000港元，對他來說比較容易接受，很多門店鋪疫情後都關門了，因為租金太貴。這個固定攤檔牌照是政府的，現在沒的買，牌也越來越少。 “限量版小攤經濟”是真限制數量 之所以說香港是“限量版”小攤經濟，是因為真的限制數量。社會對小販和小販擺賣活動的意見不一，部分意見認為流動小販於街頭擺賣可為市民帶來便利，並具備本土特色；但有不少則認為街頭擺賣活動容易造成阻塞、環境滋擾、甚或衞生風險。 香港前巿政局自1970年代初起，在一般情況下已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2009年初落實小販發牌政策檢討後，至2012年4月期間，完成簽發61個新的流動（冰凍甜點）和218個新的固定攤位（其他類別）小販牌照。 翻查2010年文件，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每年1980港元；流動小販牌照方面，流動車每年收18480港元、冰凍甜點每年2100港元、其他類別為980港元等。 隨後，政府在2019年及2022年，合共推出540個空置固定小販攤位以供申請，至今已簽發523個新的固定小販牌照。目前，香港共有4885個持牌固定小販，流動小販有244人。 固定牌照可以繼承或轉讓，流動牌照則不可以。相對於固定攤位，可以見到流動攤位是少之又少。 大家最常見的是賣紅薯、板栗、鵪鶉蛋的一對老夫妻在銅鑼灣一帶游走，一個紅薯要50港元左右，不少人推測他們年收入要過百萬；東湧也有一個大爺，請了兩名員工，一人負責烤紅薯，一人負責炒栗子，自己則坐在後面抖腳看報紙。
但也有打擦邊球的情況。在灣仔街市附近的街道上，一個75歲的爺爺坐在0.5立方米左右的工具箱旁，主要負責修手錶。他對記者說，自己沒有牌照，但也沒有警員來驅趕他。他認為是因為他不是售賣食品，如果是食品可能就會更嚴格一些。 在街市賣衣服的朱阿姨說，自己的衣服和一些手工藝品都是從內地或淘寶上進的，價格便宜質量也說得過去，很受居民區師奶的歡迎。她提到，在香港願意做小攤的還是年長人居多，但她了解到有年輕人會選擇去深圳擺攤。 截至去年底數據顯示，逾七成固定小販都年過60歲，達3565人；流動小販近九成都是60歲以上。 淩師傅對記者提到，自己的鐵皮架是特地去深圳定做只要幾千塊，要是在香港做就要一兩萬；說著他舉起自己的挎包，說在香港實體店買要110港元，網上買60港元，但在深圳就只要20、30人民幣，說著就搖搖頭，覺得香港的實體經濟也是很難做的。但他已經很滿足，受惠於政府的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自己70多歲還能跑出來做事，頭髮還沒白，還可以自力更生。 隨著要發展旅遊業，政府也重視起“小攤經濟”能起到的作用；包括廟街的翻新、偶爾在維港邊開展限時小攤活動等。 但過去幾年，政府平均每年收到約200宗有關持牌流動小販的投訴。因此，安排合資格的小販遷入新建的公眾街市、減少街上的非法販賣活動、以執法盡量減低小販在街頭所造成的滋擾，是政府平衡小販經濟的主要目標和措施。 政府去年底最新風向看似無意調整小販發牌制度，認為現時已有既定機制，在平衡各方需要及符合政策目標下，相信足够吸引旅客。
小販攤主認為香港是否需要小攤經濟？ 淩先生說，“什麼經濟都需要，但現在整體經濟都一般，流動攤位多起來，門店鋪肯定就沒那麼好做。” 修手錶的75歲爺爺說，“自己這個年齡已經不想申請牌照了，沒有必要，相信政府會根據社會情況決定。” 朱阿姨說，“感覺沒那麼多人想做小攤，可能自己這一輩人做完或許就沒什麼小攤了。”（完） 【編輯：張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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