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大硬仗”中的上海：怎麼樣？怎麼辦?香港中通社上海4月7日電（特約記者 莊滬生）連續幾日來，上海正在打一場空前的“大硬仗”。新冠病毒感染者病例數目不斷攀升，上海市6日新增322例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和19660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本輪感染者已突破10萬。
上海醫護人員為外籍人士進行核酸檢測。香港中通社圖片 一面是連日排查仍居高不下的感染者數量；一面是全域靜態管理下，社會治理、民生保障方面的矛盾多點曝出。外界因此質疑：曾經的抗疫和城市治理“優等生”上海何以至此？ 首先，此番疫情爆發突然，上海面對隱匿強、傳播廣的奧密克戎新病毒預判及預防措施不足是不爭的事實。 有學者指出，新冠疫情兩年來，上海一直以“精準防控”進行“疫”中治理，且成效斐然，這一方面令上海極大程度地保障了其金融、航運等樞紐功能的正常運行，實現了2021年GDP4.32萬億元人民幣的高速發展，但同時，也使上海應對大規模疫情暴發欠缺處置經驗和應急治理能力。 如此次感染者高發的浦東新區，自開發開放起，便是以“小政府、大社會”的公共治理模式進行簡政放權，到本世紀初又成為首批“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基層治理一直向“人員少、綜合性、數字化”的方向發展，這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突發公共衛生危機中，基層人手短缺、服務治理捉襟見肘的狀況。 以浦東新區城市管理執法局為例，1800餘名執法隊員承擔了1210平方公里區域內包括環保、水務、交通、燃氣等19個領域的多達1800餘項執法事項，日常治理早已形成了“人+智能”的緊密配合機制。 “在疫情危機中，大量個體化、個性化的訴求甚至矛盾突然湧現，無論是‘最後一百米’的物資配送，還是突發急救等，都需要“人”的在場進行人性化處理，這使智能化難以發揮力量，”有專家指出，上海此番疫情為“超大城市治理應如何兼顧日常高效與應急能力”提出了新的命題，與很多國家在新冠疫情中不顧感染死亡數目高企而“全部放開，放棄抵抗”的現象一起，值得所有人進行反思。 同樣，上海日常的物資之豐富和採購之便捷，以及一直以來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幾乎正常的生活，使市民失去了警惕之心。儲備物資不足加之基層人手不足、服務乏力，也是導致矛盾頻發的一大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究竟如何？”事實上在輿論層面出現了“兩極分化”。一邊是在社交媒體上，本市民眾接龍的“上海疫情求助”顯露出艱難一面，另一邊，鄰里互助、陌生人伸出援手、感恩一線防疫人員等暖心信息也在頻繁出現。 有學者認為，造成這種輿論“撕裂”的原因，一是“幸存者偏差”，即在特殊時期，有困難的群體更傾向於大聲疾呼求助，而大量非困難群體則是“沉默的大多數”，人們只看到經過篩選而產生的結果，而沒有意識到篩選的過程，這導致外界產生了“混亂”的印象。 二是危機中的人通常處於一種心理或情緒的失衡狀態，任何不確定性都會為謠言的積極補充構成“罅隙”，而獵奇心會進一步造成輿論漩渦。這也是為什麼在大多數上海市民感謝“八方援助”，感念鄰里“雪中送炭之情”，感慨“基層不易”的同時，外界卻會“由點推面”無限誇大和傳播其“亂”的一面。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瘟疫從來比戰爭更為可怕。至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大城市能從疫病大流行中全身而退，而危機也從來都是人性弱點、治理短板的“照妖鏡”。 有學者分析預測，此番疫情“雙刃劍”，不僅會倒逼上海對其城市治理應急響應能力進行聚焦提升，且或將成為激活上海市民自治意識與能力的契機。“希望一向開放而不吝創新的上海，可以借此築就一張‘共治’之網，這將比政府‘治理之網’更加縝密、更具韌性。”（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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