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西城區新文化街45號的魯迅中學，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舊址。100多年前，在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先驅的影響下，以繆伯英等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

　　最早成立

　　知識女性愛國社團

　　步入北京市魯迅中學校門，別致的小院映入眼簾：青磚雕花，回廊相連，房屋錯落有致，環境古樸典雅。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所學校數易其名：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女高師”)、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直到1996年，正式更名北京市魯迅中學，沿用至今。

　　我們不能忘卻，100多年前，這所學校的一批青年學生在中國婦女解放之路上留下的鮮明而堅定的印跡。

　　1919年五四前夜，北京大學曾派兩名男學生到女高師，聯絡一同上街遊行事宜。當時，女高師雖是清末革新派力主的產物，卻仍在用重重封建禮教束縛著學生。校方以“男女授受不親”為由，把男女學生代表分別安排在大禮堂的兩個角，雙方交談需要通過坐在中間的女學監傳話。因為溝通不暢，女高師的學生們沒能參加五四當天的遊行。

　　5月5日，思想進步的國文教師陳中凡在課堂上講述了巴黎和會上日本帝國主義蠻橫無理的要求，以及北京各學校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的情況，女高師的學生們聽後群情激奮，義憤填膺：“我們也停課，一致支援被捕的學生！”學生們不顧校方阻撓，走出校門，高呼口號，加入遊行隊伍。

　　隨後，女高師的學生們成立了自治會，向學校爭得了會客自由和行動自由。她們在校內以自治會的名義發布通知、召集會議、編寫革命刊物、參加遊行請願活動。

　　5月7日，女高師學生“議決散布傳單，集合北京各女校一致行動”。在女高師的倡議下，北京十余所女校的 40余名代表齊聚崇文門，召開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成立大會，發布《告全國女界書》，聲言“愛國不分男女，愛國女子不能後人”。這個聯合會以“提倡社會服務，發揚愛國精神”為宗旨，規定“凡屬北京市高等小學以上女學校贊同本會宗旨願加入者，其全體學生皆得為會員”。這也是五四時期最早成立的知識女性愛國社團。

　　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成立後，各女校學生通過罷課、遊行、演講、散發傳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抵制日貨，抨擊賣國政府，配合五四愛國運動。同時，通過創辦平民學校、設立平民工廠、號召女子儲蓄、刊發《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匯刊》等舉措推動婦女解放，將婦女解放運動與愛國運動進行了有機結合。此後，其他諸省紛紛效仿。這些社團互相響應，互相聯絡，漸漸構成了全國性的女性運動網絡。

　　當時報界曾有這樣的評價：“各校女士熱誠愛國不亞於各男校學生殊堪令人敬佩也。”“北京女學界近日思潮亦甚激昂。”不難看出，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在中國歷史變革時期產生了重要作用。

　　開辦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

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在勞動

　　五四運動時期，北京新思潮交匯激蕩，形成了“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齊鳴”的氣象。女高師的學生們受到新思想的影響，主動扛起婦女解放的大旗。

　　在當時，社團或者小組是流行的學習理論與參加實踐的新方式，女高師的學生就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這個社團成立於1919年底，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采取半工半讀形式，分為四個小組。其中，第三組是女高師學生繆伯英等女生開辦的，因為全是女生，又被稱為“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

　　為了參加工讀互助團，繆伯英中斷了學業，她和她的夥伴們懷著對創造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東安門北河沿17號租了間房子，掛出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的小木牌，開起裁縫店、洗衣店，女學生變身女裁縫。開張之日，她們還貼了不少廣告：“要做衣服嗎？請快到椅子胡同東口北河沿17號。手工精致，式樣合宜，必能令諸位滿意。”

繆伯英

　　那個時候，女學生們的想法是“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打造工讀結合、互助進步的社會。她們還在《晨報》上發表《吾親愛的姊妹們喝興乎來！》，號召“處黑暗的家庭，受種種的束縛”並具有毅力的姐妹們參加女子工讀互助團，“造就社會的新生活”。一時間，學生搞工讀互助成了社會新聞，經過媒體報道後，甚至吸引了外地女生前來參加。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女學生們憑著理想和熱情，不怕吃苦，勤於勞作。但事與願違，社會環境封建性仍濃，對女性辦店冷眼旁觀，加上她們沒有經營經驗，賠了本錢。美好的空想被現時的殘酷擊碎了。不到一年，在四個小組中堅持時間最長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也不得不解散了。此時，女高師的學生們意識到：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試驗新生活。於是，她們摒棄了工讀主義，開始尋求革命真諦。

　　接受婦女解放新知識

　　五四運動後，女高師發生了很大變化，再加上李大釗等革命先驅不斷向北京高校學生介紹新思想，學生們的思想更活躍了。

　　繆伯英參加了北京大學的湖南學生同鄉會，在那裏，她認識了北大學生、同鄉何孟雄，在他的幫助下，繆伯英經常到北大聽課，對北大的民主學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通過何孟雄認識了一批追求真理、勇於改革的先進青年，和他們一起探索改造社會的道路。她仔細閱讀、認真領會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人的文章，尤其被李大釗文章中的那種改造國家、解放民族的磅礴氣勢以及源於理論、腳踏實地的求實態度所折服。繆伯英特意找到李大釗，激動地說：“我不是北大學生，您能收我做學生嗎？”李大釗見她非常誠懇，就答應了她的要求。從此，繆伯英經常找李大釗求教。

　　李大釗曾在女高師短暫任教，主要講授社會學、女權運動史和倫理學等課程。他不僅把大學課堂當作傳授科學知識的場所，還把它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談到十月革命時，他告訴學生，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並且指出，只有摧毀官僚、軍閥、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統治，中國才有出路。談到國內形勢時，他告訴學生，中國首先要消除封建軍閥、賣國官僚、投機政客。談到女權問題，他告訴學生，只有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婦女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李大釗(後左三)與女高師學生合影

　　培養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1920年3月，李大釗倡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在他的影響下，女高師許興凱、石評梅、繆伯英等進步學生成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會員。她們逐步認識到，社會積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才能打破舊制度，建立新社會。她們慢慢地擺脫“工讀互助”思想的影響，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11月，北京大學學生會辦公室舉行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繆伯英參加了會議，成為北京地區第一位女團員。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中一批團員轉為黨員，當時21歲的繆伯英也在其中，她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1921年，以女高師和北京高師黨員為主組成的中共西城支部成立，繆伯英是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此時，女高師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師生開始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思考、分析和研究問題，並逐步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探索中國婦女解放的新途徑。

　　投身黨組織地下聯絡活動

　　1921年10月9日，繆伯英與有著共同理想和信仰的共產黨員何孟雄喜結連理，在景山東側的中老胡同5號舉行了結婚典禮。從這天起，他們家就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同誌們經常在他們家裏開會活動。

　　在中老胡同5號，繆伯英夫婦一邊學習，一邊從事黨的工作，一起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刊物《工人周刊》和《勞動通訊處》編寫了大量文章，介紹國內外工人生活和鬥爭的情況，受到工人們的歡迎。

　　1922年秋，陳獨秀從上海秘密來到北京，住進了中老胡同5號，準備赴蘇俄出席共產國際“四大”。他聽說何孟雄出席少共國際“二大”時所帶的介紹信和“致國際少年共產黨大會書”是繆伯英幫著縫在衣服夾縫裏的，當時連看守都沒搜出來，便想也這樣幹。何孟雄聞聽此言表示，自己雖然在滿洲裏被捕沒去成，但繆伯英確實是把文件縫進了衣服夾縫裏。兩口子爽快答應了陳獨秀的請求。繆伯英穿針走線，巧妙地將文件縫進了陳獨秀衣服內層。

何孟雄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2月7日拂曉，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軍隊與警察鎮壓長辛店罷工工人。繆伯英與羅章龍、高君宇、何孟雄等一起，在這個地下聯絡站附近秘密編輯《京漢工人流血記》，並到長辛店組織救護，慰問受傷工人、援助失業工人。為合理發放募集來的救濟物品，繆伯英還到受難工人的家裏逐一了解，及時把東西送到他們手中。

　　為後世留下寶貴精神財富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捕後叛變，北京黨團組織暴露。繆伯英根據黨組織指示，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開展革命運動。後來，她又轉戰武漢、上海領導革命運動，一刻都沒有停歇。

1925年5月，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決定驅逐實行封建專制管理的校長楊蔭榆，中共北方黨組織發動各校學生進行聲援。8月中旬，北洋政府下令停辦女師大。11月28日首都革命爆發後，女師大得以恢復。圖為女師大復校後，學生合影留念。

　　1929年10月，繆伯英突患傷寒病，被送往上海仁濟醫院救治。10月下旬，病危之際的她神態凝重地對丈夫說：“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恨事！孟雄，妳要堅決鬥爭，直到勝利！”年僅30歲的繆伯英，告別了黨，告別了親人，磕然長逝。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

　　今天的魯迅中學，是目前國內保存最為完好的中國近代教育設施之一。來到這裏重溫歷史的人們，都會被百年前那些年輕、堅定的女性所感動。昔日女高師學生們參與的一系列反帝愛國運動，不僅顯示了“婦女撐起半邊天”的巨大力量，也展示了共產黨員投身革命洪流的奮鬥不息。她們懷著人民解放、民族振興的火熱理想，不畏強暴、不畏犧牲，為後世青年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