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屠海鳴：通關背後的判斷與思考這些天，“通關”成為市民口中和本港媒體上的高頻詞。 所不同的是，往日的“通關”二字，蘊含著辛酸、期盼、憂傷和綿綿無期的思念；近日的“通關”二字，則洋溢著喜悅，承載著團圓，表達著祝福，預示著希望。苦盡甘來，喜出望外。 前天，香港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的首日。暫停服務近三年的港鐵落馬洲站重新投入服務，首期開通7個口岸人頭攢動，港澳碼頭又再忙碌。 北京、上海機場的香港航班旅客進關快捷，“歡迎回家”的字眼隨處可見，手持鮮花迎親人的場景到處都有，母女、夫妻相擁而泣讓人動容⋯⋯三年隔絕，一朝通關，此情此景，令人難忘！ 當初“封關”時，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封竟然三年！ 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一個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的城市，一旦失去了“聯通”功能，是多麼可怕！與內地三年的隔絕，也令更多的人感受到“根”在內地的現實，並認識到不可無“根”的深刻道理。 香港與內地終於通關了！一關通，則路路通。接下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仍有必要釐清通關背後的邏輯。 時機選擇基於科學判斷 第一個問題：通關的時間太晚了嗎？ 確實有部分市民埋怨通關的時間太晚了，按照他們的心理預期，去年的7、8月份應該是通關的最佳時機，因為那時候許多國家都放寬防疫管控，宣告疫情結束。 持這種觀點的人，僅是從自己的角度思考問題，而沒有看到中國人口規模巨大這個最基本的國情。中國有14億人口，比整個歐洲的人口還多，任何一個很小的數字，乘以14億，都大得嚇人。 最近內地放寬疫情防控，感染人數迅速攀升，美國、日本等國馬上做出反應，限制中國旅客入境。這足以說明，中國必須採取慎之又慎的措施。放寬防疫政策，意味著“開弓沒有回頭箭”，必須反復觀察、驗證，確保不會出現顛覆性風險才能做。 通關的前提是，香港和內地的防疫措施要基本接近，或香港適應內地，或內地適應香港。 疫情爆發之初，內地要求香港適應內地的防疫政策；但到了去年，情況悄然變化，去年初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時，中央派出專家組指導香港抗疫，專家組發現香港已不可能做到“動態清零”時，支持香港把防疫重心轉移到“防重症”、“防死亡”，找到了一條既不同於海外“徹底躺平”、又不同於內地“嚴防死守”的“中間道路”。
香港中通社圖片 香港度過第五波疫情後，專家組對奧密克戎的致病率、致死率，以及疫苗的屏障作用進行了評估，對奧密克戎了解更多、更精準。 到了去年下半年，內地多個省份爆發疫情，此起彼伏，通過無數次實戰，專家對奧密克戎的特性掌握得更加清楚。在確認風險已經降到可以承受的範圍時，中央根據專家的建議果斷放寬防疫管控，內地與香港的防疫政策更加接近，通關的客觀條件具備了！應該說，這個時機不早不晚，甚是恰當。 中央關愛香港從未間斷 第二個問題：中央對港人通關的呼聲不重視嗎？ 確有一些人認為，三年來港人反復呼籲通關，中央似乎沒有聽到，置之不理。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從未間斷。 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後，是香港主動封關，防止疫情蔓延到香港；之後，香港曾計劃推出全民核酸檢測，應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派出醫護人員協助香港做核酸檢測，但受到一些人的騷擾。 2022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醫療資源擠兌，物資供應短缺，最艱難的時候，貨車司機、屠宰師都緊缺，香港一度陷入恐慌之中。 關鍵時刻，中央一聲令下，援港抗疫迅速啟動，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親自坐鎮深圳指揮協調，專家組、醫療隊、建設者、物資保供隊伍源源不斷地來港，水路、陸路齊頭並進，迅速穩住了局勢，幫助香港渡過了難關。 三年來，雖然香港與內地封關，但針對特殊情況，中央都會要求廣東省採取特殊措施處置兩地人員流動。 比如，去年8月，秋季開學在即，不少準備前往內地升讀大學的香港學生遲遲未能抽到深圳“健康驛站”名額，又無法承受天價機票。 廣東省政府知曉後，立即將香港學生納入粵港口岸“人文關懷通道”名額，增加香港學生前往深圳或珠海名額的機會，亦調動隔離酒店配合，還增加開辦來往香港及內地各城市的航班，容許香港學生優先訂票。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去年7月1日，習主席親臨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那是疫情爆發後，習主席首次離開內地，體現出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對香港居民的巨大關愛。 特首和政府團隊鍥而不捨 第三個問題：特首和政府團隊推動通關不夠努力嗎？ 有一些人認為，三年來遲遲不能通關，是特首和特區政府不夠努力。這個看法也是偏頗的。 眾所周知，李家超在擔任上屆政府政務司司長時，就負責與內地溝通協調，商討通關事宜。但通關事宜很複雜，最大的症結在於，內地實行的行程碼具有追蹤功能，可以迅速查找到陽性人員，而香港市民基於個人隱私的考慮，普遍不接受行程碼的追蹤功能，雙方的分歧較大。 但後來經過反復磋商，到了2021年11月，兩地疫情穩定，隨即安排協商工作，曾經接近通關，但2022年初，香港疫情再度爆發，通關一事無奈擱置。 去年7月，李家超就任新一屆行政長官後，繼續不遺餘力地推進通關。為了早日實現通關，他與港澳辦領導建立了專線聯繫。 去年9月1日，李家超與廣東及廣州、深圳領導進行線上會議時提出“逆向隔離”方案，即讓香港赴內地人員先在香港隔離，再以閉環方式前往內地，以符合內地“7+3”入境檢疫政策。從這個方案可以看出，特首和政府團隊為了通關，可謂“絞盡腦汁”。 到了去年底，時機終於成熟了。李家超在12月24日赴京述職時，又把通關作為重要事項向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滙報，再次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他回港一下飛機就欣喜地通過媒體告訴全港居民，中央已經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許許多多居民高興地看完李家超對通關在即如數家珍般講述的新聞。 隨後，政府立即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牽頭與內地有關部門和廣東省一一落實詳細安排。李家超每天數次聽取進展匯報，用最快速度作出各種預案。 最開始預計會在今年1月15日通關，由於工作推進快，1月8日就通關了；最開始預計每日北上內地名額為3萬人，由於準備充分，最終確定每日出入境名額各6萬人。這背後都由特首和政府團隊的艱辛努力。 香港與內地終於通關了！這既是疫情風險大大降低的結果，也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凝聚著特首及政府團隊的心血。這是客觀事實，不能忽略，不能忘懷。 （作者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李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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