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屠海鳴：內地高官調動 用人思路港可借鑑前天（16日），廣東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王偉中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王偉中曾任深圳市委書記，與香港打交道的時間較多，熟悉粵港澳3地，他主政廣東，對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會大有裨益。 除了廣東省，最近內地省部級高官密集調整，如上海市政協主席董雲虎轉任上海市人大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唐方裕調任重慶市政協主席、司法部部長唐一軍赴任江西省政協主席等。據不完全統計，本月涉及到省部級幹部調整多達80餘人，涉及到多個國家部委和差不多半數以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海、北京、江蘇、浙江、陝西、安徽、山東、湖北、海南等10多個省市，迎來20多位新任副省（市）長。 此次調整中，許多官員或從黨委、政府機關專任人大、政協機關，或直接退休。人事有代謝，並不足為奇，但觀察各地黨政主官的配備，可以看出二十大後中央的用人思路，而這正是今天的香港值得借鑑的地方。
（圖源：新華社） 民族復興路上 忠誠度要求更高 甚麼人會得到中央的重用？首先要看他能幹甚麼事。中共二十大確定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並不容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曾經用“風高浪急”形容走過的路，又用“驚濤駭浪”告誡各級幹部未來可能遭遇的風險。站在高處，最能看清前路，中央對民族復興之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種麻煩、隱患，估計得很充分，選人用人上必然對政治忠誠度提出更高要求。 忠誠，是從政者的基本素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從這次重用的官員來看，政治忠誠是放在第一位的，新提拔的官員都得到了“政治立場堅定”“‘四個意識’強”“‘兩個維護’堅決”的評價；再回溯以往內地落馬的高官，有的理想信念喪失，有的拉“小圈子”、搞“團團夥夥”，有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歸根結底，是“忠誠度”出了問題。 中央對官員忠誠度如此看重，這也給香港諸多啟示。香港公務員隊伍長期奉行“中立”原則，甚至在涉及到國家安全、香港利益的重大問題時，也“保持中立”，不願表明自己的立場，這與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的職責是相悖的。 “修例風波”之後，特區政府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這是正本清源之舉，公務員的宣誓與效忠制度，理應長期堅持下去。 此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有一個鮮明特點：加大了交流力度。地方與中央部委之間、不同地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之間、人大與政協之間，都進行大規模交流，許多省份的官員都跨省交流。 加大交流 多崗位歷練長見識 經風雨，才能長見識、增才幹。交流之目的，是令官員多崗位歷練，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一個行業幹久了，不僅產生懈怠感，而且容易形成思維定勢，想問題容易“一根筋”。分析這次得到重用的官員，每個人的履歷都非常豐富，有的20多年前就是省級機關的年輕人，幹到科長、處長級別，放到某個縣（區）任職，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今天才走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期間，有的還從溫暖的南方調到寒冷的北方、從發達的東部地區調到艱苦的大西北任職數年，如此反覆錘鍊，官員的眼界思維優於常人，對國家大局的理解更加精準，對基層民眾的情感更加深厚，走上高位以後，在應對複雜局面時，“時、度、效”把握得恰到好處。 香港的公務員體系，脫胎於英國統治時期，固然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從回歸以來管治效果來看，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住房難”在香港長期得不到解決，幾乎每屆政府都承諾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結果如何呢？現在輪候時間不僅沒有縮短，甚至比董建華時代更長了。 特區政府官員也應該多崗位歷練。“屁股決定腦袋”，坐在甚麼位子，就會想甚麼問題，就會從位子的角度想問題；多坐幾個位子，思考問題的角度多了，思路就打開了，化解矛盾的辦法就多了，官員的能力、魄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缺啥補啥”按需配置 增管治效能 這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出任某些省份的副省長，被民間稱為“金融副省長”，說明中央對金融愈來愈重視。 習近平多次提到，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綫，這樣的人事布局，體現了“缺啥補啥”的原則。內地的金融人才集中在金融機構，各地黨政領導班子中懂金融的人不多，而近年來各地遇到金融領域的問題愈來愈多，“按需配置”也就成為任用幹部的一個原則。 特區政府要提高管治效能，也可以借鑑這個思路。化解難題需要甚麼人才，就配置甚麼人才；需要哪些部門參與，就安排哪些部門參與；需要甚麼級別的官員牽頭，就安排甚麼級別的官員牽頭。行政長官李家超就任後，針對住房、扶貧等4大難題，成立了“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分別由司長級官員牽頭負責，此舉屬異曲同工，特區政府應在這方面繼續探索，因事配官、因事用人，“缺啥補啥”，不可停步！ 工科人才從政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內地這次大範圍調整的省部級官員正職，大都出生在1961年至1963年左右，正是1978年內地恢復高考後的第一、第二、第三批大學生，許多人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有一些人長期在工業科技領域工作，有的還曾擔任過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帶頭人，走上從政之路，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後的事。 愈來愈多高學歷工科人才走上省部級的位子，這也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需要。作為官員，當然用不着在某個領域非常專業，但具有工科背景的人成為高官，對科技創新會更加重視；若對科技創新能理解、會支持，效果肯定會好。 香港的創新科技被耽誤多年，至今遠遠落後於深圳。現在要奮起直追，應該選用一批懂科技、懂創新的人擔任政府官員，這樣的官員具備與科學家對話的素質，才能提升工作質效。 內地的人事調整歷來是港人關注的話題，但以往某些人熱衷於分析“內部鬥爭”，其實是捨本求末。從內地官員此次大範圍調整的模式、機制、路徑，看清中國發展的大方向、大戰略、大趨勢，才是最重要的，而今次內地高官大範圍調整，與中共二十大的戰略布局密切相關、緊密相連，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應該從中讀出深意、悟出道理，亦可借鑑其用人理念與價值，提升自身的管治能力和水平。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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