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閉幕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第27條闡述“優化區域開放佈局”時有這麼一段話：“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值得關注的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個新提法，這是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新定位。字數不多，卻出現了兩個“高”字。對人才的定義是“國際高端人才”，對地方的定義是“集聚高地”。“兩高疊加”，顯示出這個新定位的要求很高。

過往，香港也曾提出“建設國際人才樞紐”等目標，但相比於“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還有一定差距。根據這個新定位，香港須設定更高目標、做更長遠謀劃。時下，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是一個急需攻城略地、登高望遠的重大課題。

   瞄准“塔尖”，主動上門求才

   何為“國際高端人才”？通常主要指的是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場需求導向的人才，包括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國際企業家、專門特殊人才等。

   如果要給“國際高端人才”划個範圍，大致上屬於以下類型的人才：一是在國際學術技術界享有一定聲望，是某一領域的開拓人、奠基人或對某一領域的發展有過重大貢獻；二是擁有重大技術發明、專利等自主知識產權或專有技術的專業技術人員；三是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經營管理專家，或在著名跨國公司、金融機構擔任高級技術職務，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的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四是在國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擔任相當於副教授、副研究員及以上職務的專家、學者；五是主持過國際大型科研或工程項目，有較豐富的科研、工程技術經驗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以及具有特殊專長並為國內急需的特殊人才。

   如果我們把人才結構比喻為“金字塔”，特區政府列入“優才計劃”“專才計劃”的人才處於“塔基”位置，列入“高才計劃”的處於“塔身”位置，而“國際高端人才”應居於“塔尖”位置。另外，香港在“高才通”計劃中設定了“A類人才”，標準是：“在申請前一年的年收入達到250萬港幣及以上的人士”。這部分人當中，有的是處於“塔尖”位置的“國際高端人才”，但這個標準還不夠細緻，無法準確判定。

處於“塔尖”的人才在整個人才隊伍中佔比很小，但聲望較高，對某個領域的帶動力、影響力十分強大，往往會產生“引進一個新人，帶來一個新團隊，開發一個新項目，打開一片新天地”的效果。從現在的情況看，本港在“塔身”和“塔基”上著力不少，在“塔尖”上著力還略為不夠。

香港要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首先應精准識別“國際高端人才”，制定出更為細緻的標準，按照標準去尋找、篩選，發現“目標人才”；其次對於急需和緊缺人才，不能坐等人才上門，政府和業界應聯手主動出擊，以“三顧茅廬”的謙卑姿態去邀請他們來港發展。

    做優服務，力求“在港無憂”

   各地引進人才都會在住房、就業、子女就學、社區融入等方面出台優惠措施，給人才以特殊關照。套路一樣，只是力度不同。香港“搶人才”也有類似的措施。

   現在，針對國際高端人才，本港原有的配套服務措施就顯得不夠“高端”了，必須謀劃更優的配套服務措施，讓“國際高端人才”在香港生活無憂，專心致志地工作。

   其一，服務項目應更細。比如，除了住房、就業、子女就學這些基本的服務項目之外，還可以結合香港這座城市的獨特優勢，打造出一些獨具特色的服務項目，讓國際高端人才在港生活有“意外驚喜”。

   其二，服務力度應更大。處於“塔尖”的人才，當然會有不菲的收入，他們可以用錢買到更好的服務。但也有一些緊缺的社會資源，不是用錢就能買到的，需要“排隊等候”。那麼，應系統梳理一下這類社會資源，看看可以為國際高端人才提供哪些服務，讓他們在香港生活不僅是無後顧之憂，而且會有更多的幸福感。

其三，服務針對性應更強。國際高端人才是許多城市爭搶的對象，人家為什麼要來港發展？除了看重大環境之外，有的人還有個性化需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某位國際高端人才的家人身有殘疾，又不願意到殘疾人士院捨居住，而要居家生活，能否享受到優質的社會服務？如此等等，需要制定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措施。因此，應分析研究各種情況，針對國際高端人才的個性化需求，為其“量身定做”特殊措施。

   拓寬舞台，助其施展才華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不僅要“高”，還要“闊”。就是要為人才提供一個可以便捷流動、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向思考。

   其一，把“國際盛事”的文章做好。國際高端人才需要經常參與所在領域、行業的高端活動。去年以來，香港舉辦了許多國際盛事，涉及到金融、醫療、文化、體育等不少領域，每一次活動都吸引了業內“大咖”匯聚，這樣的“國際盛事”成為常態，對於國際高端人才很有吸引力，他們在香港有機會與“大咖”對話交流，這種學術交流的便利性是許多城市不具備的。

   其二，把聯通內外的通道做寬。今年5月7日，特區政府舉辦首屆“香港·全球人才高峰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內地已擴大赴港澳人才簽注政策實施範圍，這意味著來自北京、上海和大灣區九個城市的科研、教育、醫療、法律等領域的專業人士可以在簽注有效期內多次往返香港。人才流動需要“雙向奔赴”，由此聯想到，香港應積極爭取中央支持，讓在港的外籍高端人才進入內地更便利。      

  其三，把創新創業的平台做大。香港擁有5間世界百強大學和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基礎研究領域實力雄厚，這些科研機構與國內外同行之間也建立了許多合作機制，可以實現資源共享、科研平台共用等。香港在河套、南沙、前海規劃投資了諸多項目，打造了諸多深港合作平台。這為國際高端人才創新創業提供了便利，應把類似的平台做大做強，吸引更多人才來港留港。

    7月23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時表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  

   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正是順應發展環境變化的選擇，特區政府和相關業界應好好研究一下破題開局之策。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