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於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對幾乎所有進入美國的商品征收至少10%的關稅（已於4月5日生效），同時對數十個與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征收更高的關稅（將於4月9日開始）。本次關稅力度超過了此前市場平均預期，且同時採用了“地毯式”關稅與“一國一稅率”的國別式關稅叠加，是其對全球經濟體系發起的最大規模衝擊。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

除中國外，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也是本輪“對等關稅”的風暴口。由於東南亞國家多為典型的外貿導向型經濟結構，且嚴重依賴美國和中國市場，特朗普這一行為必將會對東盟造成直接嚴重衝擊，且在短期內引發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大幅重組，并將引發一系列附帶效應。

東盟是本次“對等關稅”風暴口

特朗普在此次關於“對等關稅”的行政令中，宣佈對所有貿易夥伴設立10%的“最低基准關稅”，并對多個貿易夥伴征收更高關稅。從稅率上看，東盟大多數國家的加征稅率超過30%，包括柬埔寨（49%）、老撾（48%）、越南（46%）、緬甸（44%）、泰國（37%）和印尼（32%）。按此稅率落實後，東盟國家對美出口稅率將大幅提高，其中柬埔寨成為東盟國家中對美出口稅率最高的經濟體，加征幅度超過7倍，最終達到55.1%，越南為49.7%，泰國為38.2%。“對等關稅”覆蓋範圍及稅率值超過市場預期，東盟主要股票市場已表現出恐慌情緒。

四大目的：扭轉貿易逆差、製造業回流、遏制中國外溢、重返亞太

第一，針對顯著貿易逆差。特朗普本次“對等關稅”僅簡單考慮其他國家貿易逆差占美國進口額比重，而許多東盟國家是美國的主要貿易逆差國。本次更高關稅主要針對與美國存在顯著貿易逆差的國家和地區。2024年東盟合計對美貿易順差達2280 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和歐盟。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因對美貿易順差顯著，被美國政府視為“不公平貿易”的代表，故而成為美國關稅政策的主要打擊對象。以越南為例，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貿易戰以來，越南成為全球供應鏈調整的“中轉站”，大量外資企業將生產線遷往越南，以規避美國對華高關稅。2024年越南對美貿易順差達1230億美元，占其GDP的25.8%，成為繼中國、墨西哥和歐盟之後美國第四大貿易逆差來源國。‌

第二，重塑美國製造優勢，推動本土化、近岸化態勢。本輪“對等關稅”落地後，東南亞主要製造國家的關稅顯著高於墨西哥等近岸國家的稅率，使得過去在東盟布局的製造業企業面臨訂單流失風險，部分產能或將被迫向北美轉移‌。本次加征關稅暫不涉及墨西哥和加拿大，部分符合美墨加協定原產地原則的商品依然享受零關稅。以汽車領域為例，美國通過《美墨加協定》對墨西哥汽車零部件僅征收‌2.5%關稅‌，遠低於東盟國家面臨的關稅水平。且從過去來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政策從一定程度上確實推動了製造業回流美國本土。2018年以前，美國一直在緩慢降低其製造領域從北美區域內部的增加值進口比例，除運輸設備外，所有製造部門從北美內部增加值進口的比例均明顯下降。但2018年以後，美國從北美地區增加值進口的比例有所提高，其中，木制品、橡膠和塑料制品、焦炭和精煉石油、基本金屬和加工金屬、食品、飲料和煙草、機械、其他非金屬礦產、運輸設備8個領域從北美內部獲取增加值的占比有所提升。

第三，封堵中轉渠道，遏制中國供應鏈海外布局。在特朗普1.0時期的中美貿易戰期間，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選擇“中轉”的方式破解美國關稅打擊的困局，而東盟國家成為最主要的“中轉站”。一方面，東盟嚴重依賴中國中間品供應，美國對東盟加征關稅的舉措對中國與東盟形成的“中間品貿易網絡”存在較強針對性，使該協作模式成本大幅上升，迫使東盟國家轉向其他供應商。另一方面，美國此舉封堵了跨國公司選擇東盟這一“關稅窪地”推行產能出海的途徑。特朗普1.0時期以來，東盟逐漸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重點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地。

第四，以關稅為威脅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爭奪亞太戰略主導權。特朗普4月3日在空軍一號上曾表示：“關稅賦予我們巨大的談判權力”“每個國家都給我們打電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絕非僅僅是經濟手段，更是其政治戰略的工具，與其“重返亞太”戰略存在內在聯動性。美國近年來對在東南亞等地區的主導權空前重視，且部分東南亞國家長期受到意識形態、歷史文化等原因影響，與西方國家往來較為密切。美國對東盟國家加征關稅時，將政策與地區安全等議題捆綁，通過經濟施壓換取政治讓步的“貿易－安全”聯動機制，迫使部分國家轉向美式規則，逐漸瓦解亞洲自主貿易體系，強化美國區域話語權。

中國供應鏈寒流預警：越南是否會跟隨美國對華脫鈎？

越南在“對等關稅”宣佈後迅速“服軟”。據越南政府官方報道，越方和美方在4月4日已經舉行了通話，越方表示願意對美國商品實施“零關稅”的待遇。這與歐盟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強硬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越南製造業的崛起離不開美國的托舉，早在特朗普上台初期預告“對等關稅”計劃時，越南便採取緊急妥協。自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以來，越南的製造業蓬勃發展。越南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經濟脆弱性高，且早在2019年，特朗普便指責越南利用美國“甚至比中國更糟糕”。面臨美國強壓，越南不得不採取緊急妥協。2月12日，特朗普總統在白宮發表講話，稱正在考慮實施新一輪互惠關稅，暗示美國可能對進口產品征收與其他國家對美出口產品的同等稅。2025年3月底，越南緊急下調了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包括液化天然氣、汽車等，甚至允許星鏈進入，以避免特朗普“對等關稅”措施。越南總理範明政甚至表示願意與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打高爾夫球以解決貿易問題。

然而，越南經濟上依賴中國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產業鏈與中國緊密相連。2024年，越南對華逆差達828億美元，且其製造業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例如，電子產品生產中約七成的零部件需從中國進口。若對中國加征關稅，將直接推高生產成本，削弱其出口競爭力。此外，中國對美加征關稅後的快速反制反應也向全球釋放出強有力的信號。若越南對華加稅，可能招致中國反制，如限制原材料出口，也將進一步加劇越南經濟風險。

因此，目前綜合來看，越南主動加征中國關稅的可能性較低，但需要關注美國強壓下越南是否會在特定領域如高科技或敏感產業採取限制措施。越南在戰略上可能繼續維持“竹子外交”，避免直接對抗中國，大概率將繼續利用中美矛盾謀利，但避免直接挑戰中國核心利益。若美國施壓加劇，越南更可能通過非關稅手段調節貿易平衡，但範圍有限且以象征性措施為主。從長期來看，越南將加速產業鏈升級并加強區域合作，逐步降低對中美依賴，但其政策靈活性受制於地緣政治和經濟現實。

東盟資本市場承壓，關稅影響仍在逐步消化當中

美國對東盟的“對等關稅”措施或將通過抑制貿易及經濟前景對東盟市場的貨幣及金融穩定性帶來負面影響，短期內可能引發資本波動和匯率風險。疫情以來，東盟國際宏觀杠杆整體走高，財政可持續性大幅降低，叠加2022至2024年間美聯儲高息影響，財政壓力愈發加大。本次關稅衝擊或將利空東盟主要國家貨幣匯率，貨幣貶值將進一步增加外債償付壓力，加劇金融市場脆弱性。

“對等關稅”對東南亞資本市場的整體影響主要體現在股市波動、經濟增長預期下調以及匯率波動等方面。投資者的主要關切在於，貿易戰升級的可能性或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提升，減少工業和消費品的需求。東南亞企業的重要關切則在於供應鏈對關稅成本的吸收與傳遞，大多企業或仍對“對等關稅”的潛在影響持觀望態度。此前許多跨國公司已採用“中國+1”策略來緩解之前的貿易關稅，但現在在馬來西亞和越南等東盟地區進行生產分散化的地方將面臨關稅。如何應對關稅成本增加的成為當地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

而從宏觀層面，東盟各國政府和央行可能會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如降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等。需要密切關注各國的政策動態和市場反應，及時調整投資策略同時，也需要關注區域內的貿易合作和政策協調，以尋找潛在的投資機會，具體來看：

新加坡關稅率較地區其他國家低，且主要的出口品類半導體和藥品暫未被列入加征範圍，但負面外溢效應依然明顯。在嚴重保護主義陰霾下，新加坡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GDP增速承壓，2025財年的GDP增長或將面臨下行壓力，市場風險偏好和盈利前景式微。

馬來西亞方面，中、美兩國是馬來西亞主要出口目的地，2023年對中國、美國的出口占其GDP的比重分別為25.74%、11.84%，因而對美出口收縮風險較高，且很可能受到中國的溢出效應影響。馬來西亞綜合指數（KLCI）今年迄今（2025.01.02至04.03）已下跌近7%，市場信心相對疲軟。待下半年若得到貿易局勢更加明朗以及美聯儲降息的推動，馬來西亞股市有望獲得反彈動力。

泰國方面，“對等關稅”通過貿易渠道對GDP產生拖累的風險較高，尤其可能通過汽車生產等製造業部門發揮負面影響，泰國是東盟國家中汽車產業的橋頭堡，近年來新能源汽車布局不斷深化，本次關稅政策尤其關注汽車等關鍵部門。再叠加近期大地震的衝擊，泰國經濟前景承壓，政府或將通過降息等刺激政策推動經濟復甦。（完）

（本文作者為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宏觀分析師張迪）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