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正在推進北部都會區這一投資2000億港幣以上的“超級工程”的建設，其中，“國際數據園”將先期推出。過去幾十年，香港未能抓住高科技產業崛起的歷史性機遇，製造業等實體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已成為香港各界具有共識的一塊軟肋。曾在中國通訊企業中興通訊長期工作，與香港有著不少淵源的天使投資人汪濤根據自身過去數十年的經驗，為香港新聞網撰寫題為《香港應該在高科技發展上“解放思想”》的文章，對香港在北都區發展科技產業給出了建議，全文如下：

北部都會區擬議中的“國際數據園”      圖源：文匯網

筆者因為長期做國際市場業務的關係，曾頻繁地途經香港，或直接在香港做業務。因此，關於香港的發展問題我可以說已經思考了20多年了。香港是具有很多很多優勢的，但錯過了太多太多發展機會，我曾在過去非常不理解。例如，我過去長期在做國際業務時，僅辦理簽證就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而香港護照可以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無需簽證可直接入境，這對於國際業務來說是多麼大的方便？如果香港能夠發展跨國公司國際市場與售後服務中心，這可以是一個巨大的吸收高收入群體的發展機會。

香港把高科技“推出去”

作為區域發展戰略，有很多業務是需要深入論證其合理性的。例如化工業、紡織業，香港顯然已經不再適合。但對於全球任何城市區域，有一個發展方向，放在任何城市都是幾乎不需要持否定態度的，這就是高科技研發創新。香港是否有發展高科技行業的機會？不僅是有，而且在過去幾十年多到數不勝數，但卻都被香港以“堅定不移”的態度給排除掉了。否則，香港如果是什麼事情都不幹，在高科技領域的現狀都比現在強百倍。

我曾工作的中興通訊在早期是有兩個香港股東的。如果中興通訊發展不好，這兩個股東退出或有反對意見並不難理解。但問題是，中興通訊當時研發出最早的500門數字交換機，其經濟效益好到客戶反過來要提著禮品求銷售人員發貨的程度，最好的年份1993年一年銷售額1.2億，純利潤居然有9千萬。但如此成功的結果是什麼呢？是兩個香港股東堅決要求把利潤全分完，並且與其他股東和高管意見分歧大到整整一個星期拍桌子對罵的程度。最後迫使公司全體管理人員和股東辭職，堅決與香港股東分手，放棄原公司所有專利與資產，連一顆螺絲釘都不帶走，另外成立公司繼續研發新產品。如果他們當年對高科技的未來有信心，什麼事情都不用做，香港在通訊科技行業都會具有世界級的影響力。

無獨有偶，騰訊公司早期同樣有港資介入，而同樣在發展的早期就堅定不移地退出。如果當年不退出，相應的股份價值在後來早已經超過幾千億港幣。同樣，華為最初是從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戶交換機起步的，今天香港的通信科技業卻基本已經無影無蹤了。

當年張汝京成立中芯國際時，優先選擇的落地位置就是香港，但基本上是被香港人以“炒地皮”為由趕走的，最終中芯國際落地到上海。香港不是錯失晶片發展天大的機會，而是堅定不移地趕走了這個機會。

還有，目前稱霸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的大疆，創始人汪滔來自香港科技大學。這個項目完全是香港科技大學孵化出來的，公司剛成立的時候也是把母公司設在香港。孵化出大疆的香港科技大學自動化技術中心（ATC）還孵化了固高科技、雲州智能、逸動科技等高科技公司，但基本都是在深圳發展起來，香港並沒有充分享受到這些成功的利益，也沒有去充分思考一下原因。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香港中通社圖片

作為香港的緊鄰，深圳發展起來非常多的高科技企業。這固然因為深圳的人才、房地產等成本相對香港有一定優勢，但這個並不盡然。深圳、東莞在不同發展時期，經歷騰籠換鳥，主動將低附加值和低科技含量的產業主動外遷，為高科技行業騰出發展的空間。香港為什麼不騰出一些低科技含量的商業地產等產業，為高科技產業騰出空間呢？

深圳有無數的公司從低技術企業逐步發展為高科技企業，典型的例子如比亞迪、華為、中興等，而香港的企業幾乎沒有一家成功從傳統低技術企業轉型成功為高科技企業的。

大陸40年來改革開放帶來的飛速發展局面，有一個重要轉捩點是真理標準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帶來的思想變化極為深刻，但今天看來卻又非常簡單：就是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是硬道理。而在此之前，也曾經有類似今天美國人那樣的政治正確，認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如果人們在思想上壓根不認為一件事情是應該做的，討論如何做好的技術細節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香港為什麼會曾經如此排斥和堅定不移地將高科技行業趕走？如果這個思想問題沒解決，討論其他的一切都沒有任何意義。

新加坡、歐洲國家都在極力吸引高科技企業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中西方戰略格局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重新定位在世界格局的位置。新加坡與香港是比較接近的兩個城市，我在今年初受邀請加入新加坡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促進會（SCCAST），新加坡積極地利用自己在中西方之間的橋樑作用，積極吸引國外的科技成果在中國落地，同時吸引國際金融資本，與中國各個地區經濟科技發展相匹配，促進這些科技項目在新加坡上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極為有限，很難大規模發展自己的科技企業，但他們在努力利用自身的橋樑地位，積極地融入中國經濟科技發展過程。

新加坡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片

根據歷史經驗，僅僅靠金融業是不可能養活一個國際大都市的。任何一個國際大都市都必須靠一系列相符合的產業來支撐。

2004年，我當時是中興通訊第四行銷事業部的技術副總經理。當時辦理瑞典的簽證很麻煩，並且最多隻能辦理一個星期。但瑞典外交部向我發出邀請函，給我很快辦理了兩個星期的簽證，並且是瑞典外交部下屬的一個投資促進會人員陪同我，參觀訪問斯德哥爾摩的很多企業和學校的研究團隊成果。當時中興在瑞典已經有一個研發機構了，但瑞典還是希望中興加大在當地的投資，設立更大的研發機構。瑞典給出的優惠政策當時讓我很吃驚：如果招聘當地的研究人員，瑞典政府會補貼一半的工資，所有研究項目瑞典政府也提供補貼，並且無論補貼是多少，獲得的專利全部屬於投資的企業。這和當時中國要求的“自主專利”有很大分別。

不僅僅是新加坡、瑞典，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努力吸引高科技企業入駐，僅我所親身經歷的就有不少。英國有一個諮詢公司，連續兩年都選擇我作為全球科技界專業人士作採樣訪談，回答一系列問題，詢問英國倫敦應當怎麼做才能吸引全球科技企業到倫敦投資。巴黎也有高科技開發區，2004年時，巴黎市長隨當時法國總統訪問中國，他們邀請中興CFO和我共進早餐，希望中興去巴黎投資建設研發機構。

深圳地鐵 中通社圖片

香港緊鄰中國科技創新中心深圳，所具有的天然有利條件是讓所有歐洲和新加坡等直流口水的，但自身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深圳有那麼多國際一流的高科技企業，倫敦、巴黎、斯德哥爾摩等國際大都市的政府官員早都夢想著吸引他們去投資設立研發機構，香港動過這個心思嗎？

一旦放下了政治正確思想的包袱和枷鎖，具體的建設方法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的。當年曾有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領導人出國訪問，無論到任何國家，走下飛機面對迎接的主人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

香港需要來一次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徹底蕩滌掉太多政治正確的思想包袱和枷鎖：高科技發展的實踐是檢驗民主自由的唯一標準。

在香港的精英們頭腦里，可以說混雜著不自信（認為中國人根本就不可能引領世界高科技發展，無論身邊有多少現實的證據都視而不見）和驕傲（認為香港在文化、理念上遠超內地，還在帶著俯視內地的態度）。什麼時候所有香港的精英們在跨過羅湖和皇崗口岸時，內心深處能帶著這樣虛懷若穀的心態，全面系統地向深圳學習，那就是香港在全球高科技行業一飛沖天，經濟社會民生持續提升的時候。

汪濤

（本文作者為天使投資人、中興通訊前高級管理人員汪濤，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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