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觀潮：香港國際形象“再出發”需要破立結合自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決策以來，香港作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其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定位以及自由、民主、繁榮的國際形象深入人心。2021年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的總排名為全球第四位。香港同時作為全球第十一大貿易經濟體系、第六大外匯市場及第十五大銀行中心，其股票市場規模在亞洲排名第二，但其國際影響力則以“紐倫港”之美名而超逾東京。近年來，香港城市品牌的新定位同時也發生了從金融中心、資訊科技樞紐到“亞洲國際都會”的增量變化。 2020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為香港勾勒“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全新發展藍圖，突出香港未來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橋頭堡新座標。對此，李家超特首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中即以“新機遇、新基建、新體驗”為主題而提出，特區政府成立“文化委員會”，制訂“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香港有說不完的真實好故事”一語發出了香港國際形象“再出發”的最強音。
香港 中通社圖片 香港曾是中國文化無可替代的一張名片 然而，儘管2020年“港版”《國安法》頒佈實施以來，在粵港澳大灣區一體發展格局之下，“東方之珠”發生“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可喜變化，以《華爾街日報》為代表的美西方媒體去年以來卻仍戴著有色眼鏡，聲稱“香港啟動宣傳攻勢重塑形象，緘口不提社會動盪”，對香港的新氣象新面貌持皮裏陽秋的態度，對香港國際形象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更有甚者，除了少數持論不夠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國內外一些互聯網平臺自媒體“網紅”為博眼球、吸引流量也唱衰香港，使用“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之類的惡語抹黑香港國際形象。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輿論場和瞬息萬變的互聯網輿論洪潮，還需要探索更加有對應性、更具制度化特徵的管道來予以澄清，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政策應對。 撫今追昔，曾經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高大上”的國際形象來自城市自身強大的經濟硬實力、文化軟實力、市域治理完備的治理體系與高效的治理效能，“東方之珠”一直以強大的國際化服務業、優良的城市硬軟體設施、可與國際社會無縫接軌的教育體制、發達的傳媒機構和民間組織而為世界稱頌。此外，香港開埠一個半世紀以來形成的無形“公共財”，如立基於普通法之上的法治、言論和結社自由、資本資訊流通自由等也是內地建設高水準對外開放格局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面對“再出發”階段提升香港國際形象的形勢與任務，特區立法會議員、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會長馬逢國先生的觀點頗有啟發性——“說好故事不必採取宏大的主題或者‘說教’。要通過故事感動觀眾、通過影像介紹香港，足以打破語言、文化和地域隔閡，讓世界對香港乃至全中國有更清晰的認識和更深刻的理解。”眾所周知，香港一直以來享有“東方好萊塢”的美譽，港片全盛時總產值高居世界第二。以李小龍、成龍為代表，他們的影片不僅引發華人世界共鳴，更掀起世界範圍的“功夫熱”，成為中國文化無可替代的一張名片。 對香港國際形象“再出發”的三點建議 時過境遷，2008年以來，隨著以臉書、推特、字節跳動等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巨型企業的崛起，國內外兩個輿論場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種非線性的傳媒風險正在浮現：特區政府有關香港國際形象的苦心經營，可能會在某些自媒體“網紅”不夠負責任的“帶節奏”舉動之下而化為烏有——比如近年“網暴”本港航空公司職員的種種熱點事件，都是上述非健康積極網路社會心態的體現。一言以蔽之，全球傳媒消費習慣變化給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香港的國際傳播工作帶來了巨大挑戰。 根據目前香港提升國際形象所面臨的挑戰，本著破立結合的原則，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以下三點對策及建議： 一是提升國際形象首先要以“自我塑造”的姿態開路，做好印象管理。即以“助推”手段促使本港主流媒體建立一個與內地企業比如“字節跳動”的TIKTOK、“小紅書”、“B站”等青年大量聚集的互聯網平臺進行日常業務合作與溝通的機制，通過演算法的優化盡可能在自媒體上發佈傳播有利於樹立香港積極形象的社交短視頻及訊息。 二是提升國際形象也要兼顧“他塑”之努力。港府可以通過研究課題專案的設置，吸引國內外學界及傳媒人士重點聚焦新一代傳播媒介，充分擁抱數字平臺技術及人才，利用數字技術快速迭代的優勢，借他人之手來打造香港國際形象再出發的口碑。近日深圳“遊科”公司一款名為《黑神話·悟空》的遊戲產品全球爆火拉動山西省文旅消費經濟，就是一個值得借鑒與研究的案例。 三是提升國際形象要具備風險思維，防患於未然。在充分尊重表達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網路輿論風險排查和應對機制。對於抹黑香港國際形象的不負責任的言論，無論是傳統紙媒還是數字平臺上的自媒體、“流媒體”，一方面要使用網路輿情動態監測的手段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面要敢於“亮劍”，讓傳播者為不實資訊付出代價。 （本文作者為國際政治學者觀潮，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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